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运猪、卖猪,一般得交给猪贩子。因为大型屠宰企业有其规定与流程,在交易中也更有话语权,养殖场必须按这些规定来。比如,卖猪后一般先不给钱,得等猪的等级认定完毕,才能去找财务结算。这一套过程走下来,养殖场还不如把猪交给猪贩子拿现钱。在没开展“瘦肉精”专项检查之前,对生猪的检查主要是感官检测和开证明,这些也多由猪贩子代办。在一些散户较多的地区,还分布有“猪腿子”向猪贩子通报散户的生猪状态。各类养殖户都将猪卖给猪贩子,由猪贩子负责运送,每斤加价0.1~0.2元。
到猪贩子手里的猪,养殖户就“管不着”了。想卖好猪的养殖户,必须考虑到从现有的运输模式中剥离出来,从配置高效合理的收猪路线,到车的改装、消毒等,这都意味着要新增人力、物力。
接着,好猪将运到什么样的屠宰场去宰杀?东北地区几位养殖大户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和雨润、双汇、千喜鹤这样的连锁屠宰品牌谈过,希望把自己生产的猪肉挂在大品牌下,打造独立的子品牌,但至今没有成功。
一方面,如何确保健康猪肉在屠宰环节没有被混淆,另一方面,个体养殖户和大企业如何平衡定价权、话语权,都是双方合作必需考虑的问题。
目前,“心连心”合作社考虑在小型屠宰场宰杀,好处是,每头猪只要交给屠宰场几十元的屠宰费用,猪的去向可控。但他们的缺点是技术水平较低。
不过这个环节也会拉升成本。在大型屠宰场,猪的“下货”,如心、肝、板油等都可以统一处理,卖价较高,但在小屠宰场,由于屠宰数量有限,零散“下货”只能低价卖给等在旁边的小贩。相比之下,一副“下货”可差价几十元,这些成本都将摊在猪肉上。此外,由于没有热链加工体系,一些边角余料只能低价处理,这也使肉价成本升高。
记者就此询问一位双汇的零售商。他透露,在很多大型屠宰场,把猪”下货“热链加工,处理成肠类产品,“变成最赚钱的业务”。而大型屠宰厂出来的、质量好的白条猪肉,要想占领市场,就得低价卖。
因此,对于想把好猪卖出去的农民来说,应该建立一套独立于相对垄断的大屠宰场之外品牌运作体系。
“我们提供的可追溯肉,是奔着关心食品安全的普通老百姓去的。”郭勐表示,合作社在经过种种成本测算之后发现,就算所有环节都能理顺,建立起一套最经济的可追溯猪肉体系,折算出的猪肉价格至少要比市面每斤贵两元。
这两元能否得到老百姓认可,决定着这个“可追溯体系”的生死。
谁能从源头抓食品安全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主任卢凤君告诉本报记者,从养殖户到屠宰场,再到消费者购买的环节中,我国的养猪行业存在多处“脱节”。
在卢凤君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大的猪肉生产企业都没有养殖基地,甚至很多企业共用一个基地,用来应付检查。没有养殖基地支撑,猪肉源就会出现种种问题。
那些拥有好猪的规模化养殖户为何不能与屠宰龙头企业顺利对接?郭勐解释说,单个的养殖场很难、也没必要配齐物流体系。而要屠宰生产企业延伸到养殖环节则更为困难。卢凤君解释说,优质养殖场是稀缺资源,很难有企业在全国拥有很多养殖基地。
在这一难以接驳的体系中,该如何控制食品安全?
“瘦肉精”事件后,双汇提出生猪头头检验、原辅料批批检查的制度,希望从源头控制食品安全。但专家认为还是存在漏洞:猪肉是生鲜产品,不可能都采取最准确的检测,较为普遍的试纸检测法,也只能定向检测少数几种“瘦肉精”。一旦非法添加其他种类“瘦肉精”,很难查出。一旦添加其他物质,便无从检测。
怎么从源头上堵住形形色色的非法添加?行业协会有控制养殖户的“土招数”。郭勐表示,合作社可以为会员提供饲料、技术改良等服务,也可以拓展品牌的影响力,吸引养殖户。“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让农民在合法的条件下挣更多的钱。”
同时,加入合作社的会员必然受到约束,采取可追溯体系后,一旦猪肉“出事”,不仅要高额赔偿,更要负法律责任。“谁该坐牢就去坐牢,合作社负责人要是没监管好,也陪着一起坐牢!”郭勐表示,因为合作社要承担监管责任,平时就会采取“不定向、不定期”的检查,让养殖户知道,别藏着心眼儿。
这样的监管对养殖户来说,无异于“头上悬着一把刀”。合作社里的46家养殖户都是当地人,一旦哪家违法添加,意味着想破坏另外45家的牌子,在行业内就没法混了。郭勐说,“在乡土社会,如果得罪了养猪同行,是重大损失。”
然而,这一套“由农户想卖好猪肉”出发的体系,至今还没有把猪肉卖出去。“心连心”合作社发现,这套设想,需要很多人来实现,从日常维护到组织,至少需要十多个人。这些钱从哪儿出?如果向会员收会费,很难持久运转。
“国家应该扶持规模型养殖户,应该健全行业协会。”卢凤君表示,行业协会能起到行业自律的功能,对具有很强公益性的协会,国家应研究如何扶持。协会健全之后,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也能扩大养殖户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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