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淮海战场
在国内各种势力为“和平”角力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两个月整训军事政治工作大纲。
这是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做准备，同时也为了消化和吸收淮海战役的战果，这里面有好的经验需要总结，也有坏的教训需要吸取。
淮海战役中，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
黄维兵团溃败，华野、中野部队都在忙着打扫战场，收集敌方的械弹车辆等各种战争物资，黄维兵团是美械化、摩托化部队，“洋财”当然不少。小小的双堆集地区，一片混乱，哪里还分得出谁的“战斗区域”，于是华野、中野部队之间，发生了争抢大炮、汽车和俘虏的现象，都想让自己的部队得到更多更好的补充，兵强马壮起来，将来能更好地打仗。各个部队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甚至出现了动手打架。
中野部队向总前委告状，告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就批评说：“这是你们不对嘛，在这里我们是主人，人家是客人，这是华野、中野的共同胜利，抢它干什么，都是解放军的！”
陈毅知道后，大发雷霆。他很能体谅中野在大别山吃尽苦头，重武器几乎丢得一干二净，这次歼灭了黄维，缴获大量武器、物资正好让中野装备起来，就对华野部队发出指示：“黄维兵团的东西，华野部队一律不准拿！全部由中野收缴；华野各部队即时归建！”
人们说，统帅就是统帅，统帅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点，让统帅们心里很不安。总攻胜利后，双堆集变成了狂欢的海洋，有的战士欢呼着向天空开枪，有的甩手榴弹当爆竹庆祝……各级指挥员吼哑嗓子制止，但无济于事，闹了一夜一天。这个时间的确是有点长。
事后，邓小平和中野副政委张际春在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做的中野《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报告》中反思道：
歼灭敌人后，十五日夜及十六日整日，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大炮，乱放枪炮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中野以往历次作战所未有。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作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了中野各部队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刘邓首长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打过长江以后，意味着我军将进入大城市，进入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意味着解放军作为工作队将执行更为严肃、更为艰巨的政治任务。因此，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对全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纪律教育，将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1月10日，邓小平还亲自组织中野政治部编写了《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的教育材料，发至每个团，要求各个部队严格进行纪律整顿。
这次整训是动真格的。六纵枪毙了一个排长，处理了一个指导员。
这个排长叫王道士，是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侦察排长，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但他也不在乎，排长就排长吧，只要有仗打就行。王道士对侦察排的同志很好，说得好听些，是关心同志，说得不客气点，是他有点护短，也不管对错，别人是不能碰侦察排的战士一根手指的。
王道士就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
原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淮海战役刚结束，四十六团侦察排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时，王道士的排里有个战士，偷偷摸摸地拿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手表。侦察排由于化装到敌后侦察，顺手牵羊地拿点“资本家”的东西也是有的，王道士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但刚来的指导员吴永安年轻气盛，眼里容不下沙子，非要关他禁闭不可。王道士就去求情：“指导员，不要关了，侦察排嘛，偷偷摸摸也是难免的。”吴永安很严肃地说：“不行，我们是解放军，要执行纪律，必须关！”王道士仗着自己是老红军，笑嘻嘻地说： “指导员，就给我一个面子吧！”吴永安瞪了他一眼：“我关他几天，对你也有好处，你也该好好整顿整顿你那个排了！”王道士有点不高兴了，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他骂骂咧咧地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咱们走着瞧，总有你好看的！”然后扬长而去，吴永安气得脸色发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吃过饭，王道士就跑去问那个战士：“你吃饭没有？吃的什么饭，什么菜？”那个战士忙说：“吃了，指导员让通信员送来的。排长，我错了。”王道士却骂道：“错个屁！老子一定给你出这口气！”第3天中午，他又跑去问，这天活该出事，连队事情多，通信员忙了半天，忘记给这个战士送饭了。王道士就蹲在禁闭室的门口，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时，通信员才提着饭菜来了，王道士抓住通信员就是一耳光：“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要存心饿死他？”通信员委屈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那个战士也感到过意不去，说：“排长，我不饿，没事。”王道士“呸”了一下：“你太软蛋了！怪不得总有人欺负你，我这就给你出气去！”
王道士跑到连部，指着指导员吴永安的鼻子问：“我问你，解放军有没有饿罪？”吴永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没有饿罪，有啥事？”王道士上去抓住他的领子就是两个耳光：“妈的，没有饿罪，你还让我的战士饿了大半天！”打完指导员，王道士回到排里，兴高采烈地说：“我刚才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副排长一听也来了劲：“打得好，打得好，我也去打！”两个人又跑回连部，副排长上去也打了吴永安两个耳光。连长当即叫来几名战士，把他们两个人绑了起来。
情况报到旅里，旅长尤太忠气得拍了桌子：“太不像话了！比土匪还不如，必须严肃处理！”
最后给副排长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王道士撤职当战士。
旅里结合正在进行的纪律整顿，在政治部办的油印小报上刊登了这件事，并发表了类似 “社论”的东西，再三强调要迎接全国胜利，必须要加强纪律。这份油印小报送到了纵队，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太轻了，一个排长，连指导员都敢打，国民党部队也罕见！
王道士过去屡犯群众纪律，经教育又不改，在这次整训期间又打指导员，新账老账一起算，纵队党委上报野战军首长，宣判死刑。
枪毙王道士时，我是流了泪的，王道士作战很勇敢，我是很喜欢他。现在回头看看，枪毙王道士，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不清楚，但说实话，还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对全体指战员触动很大。部队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农民，比较懒散，大大咧咧的。通过这件事，都知道这次是动真格的，谁也不敢再以身试法了。那些能打仗的连排长们，也不敢再咋咋唬唬了，别说动手打人，就是骂人也很少了。淮海战役补充了一大批俘虏，有些开小差被抓回来了，也不敢再打骂人家了，而是关心他、教育他、感化他。部队后来从长江边打到浙江丽水，我们这个团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文章摘自 《1949 解放》 作者：葛红国 裴志海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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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在此后60年的时间里，两党都是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走出政治运动的羁绊，带领大陆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更是几经沉浮，2008年重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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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今年的国庆节刚过，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第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著《Moving the enemy: Operational Artinthe chinese PLA’s Huai Hai Campaign》，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鲍嘉礼经常在课堂上以淮海战役考察学生:如果你是黄百韬，你会如何抉择突围路线；如果你是黄维，你会如何构筑防守阵地；如果你是杜聿明，你怎么安排撤退。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三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三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负责接待鲍嘉礼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宣教处贾萍告诉本刊:“我继续问他，既然你提出了国民党失败的致命因素，那能说说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
鲍嘉礼愣了愣，随后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两首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歌，这位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共产党军队强大的原因。
在西方的军事研究中，素来摒弃意识形态和精神作用，比如鲍嘉礼，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时，就没有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考虑在内，而国内的许多军事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因素作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鲍嘉礼为什么偏偏用精神的因素去分析共产党的军队呢？由此可见，鲍嘉礼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60万战胜80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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