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86页。这种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本来是行不通的，但对此持有怀疑或不赞同的主张却被他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常说的“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他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135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1965年1月15日。“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增强他那种紧迫感。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前引他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便是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他在一九###年底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
一九六六年那年，毛泽东七十三岁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觉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忧虑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些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这样。”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六月十日，他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不是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批判了吗？但他逐渐觉得那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抓了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并没有全盘地抓起来。他不久后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长时期领导阶级斗争和群众性政治运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经历，使毛泽东习惯于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甚至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正当主张也看作“修正主义”或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大多有着同他类似的经历，易于接受这种观点。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苏联发生的变化，更使他担心只要身边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仍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当权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但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认定：党中央已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个估计就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第二，对怎样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法：不是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在前进过程中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希望通过他所习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他把“放手发动群众”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没有约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中国社会中十七年内积累起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自以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来被重用的人、在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满的人、以至各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号下，以极端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形式，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跃起来，浑水摸鱼，为所欲为。这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它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说明他那些想法严重地背离了实际。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已再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就只会有“天下大乱”，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根本原理。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不符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且对存在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或极端夸大的估计。毛泽东却对这个理论充满自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
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一些重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这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伪装起来，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的错误推到极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干尽祸国殃民的坏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全国范围的大###，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却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而更加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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