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反托拉斯及寡头竞争的蔓延

　　蔓延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以后。竞争管制从美国蔓延到了欧洲，也流传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煤钢铁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国际组织中。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苏联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剧变与开放之后。这两个变化阶段都与美国力量的变化一致。二战后，无论在是地理上还是在经济上，美国都拥有了空前的影响力，西欧国家则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生存和复兴；1989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在这两个阶段，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被看作是将弱小、依赖型国家维系在“和平和民主”一方的最安全的方式(Hoffman，1951；Hogan，1985)，美国模式及美国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力量的强大以及另一方的依赖，导致了趋同(本文以第一阶段的蔓延为例)。

　　二战后的美国为自己制定了宏伟蓝图：以美国经济体为参照标准，对欧洲经济、工业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尤其要在古老的大陆重新定义贸易模式。雄心勃勃的美国商人异常活跃，积极参与新政(New Deal )，意欲给予世界其他地方“学习自由企业的规则和优势的机会”。这些美国“传教士”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美国的竞争立法来改变其他国家。他们认为美国反托拉斯传统、对寡头竞争的理解是美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其传播到其他国家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这种传播的思想为一些欧洲“现代化主义者”，如德国经济部大臣Ludwing Erhard、Chancellor，法国的Jean Monnet所传承。他们的影响力靠的是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关键位置、维持权位的能力，以及外国尤其是美国所给予的支持。以德国为例，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德国和美国驻德军政府，二是欧洲公共组织机构。

　　德国：从强制到效仿

　　二战后，美国认为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要为德国带来民主政体，而且还要带来德国经济、工业结构的剧变。反托拉斯传统和对竞争管制的特殊理解，就是剧变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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