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闭幕会，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管理通胀预期成为总理着重回答的部分，在三个问题中提到控制通胀，可见，今年经济工作重点是抑制通胀恶化的预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民生支出节节上升，但民生依然欠帐依然庞大，贫富悬殊依然在扩大，这是中国通胀容易诱发危机的经济根源。

　　很多人希望中国提前实现北欧式的高福利，这是不现实的，如果中国实现北欧式的高福利，所希望的GDP是现在的两倍以上。

　　中国的问题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在不正常的背景下被急剧放大，内部结构失衡严重，激化了矛盾。

　　如中国的高投资率屡屡受人诟病，但事实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初期都伴随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很难想像，没有高投资率，没有民众的支持，中国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而没有上述硬件设施，中国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与物流系统。

　　与工业腾飞时期的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率多数时间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日本投资率年均达到33.9%，其中从1967年到1974年连续8年的投资率都保持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韩国有9年时间投资率超过35%，泰国最高达到42.8%，马来西亚达到43.6%。

　　中国问题主要不是高投资率，而是患上高投资率依赖症，由于高投资率可以拉动GDP、拉动就业、可以形成小金库，导致相关部门在经济结构转型、在提高投资效率上不思进取，结果是投资率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高投资伴随着高债务、高通胀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至2008年，29年里投资率的平均值为37.4%。自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4年超过了40%，投资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速。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推进高铁建设，另一方面狠抓腐败，因为投资领域的腐败业已成为中国投资领域低效的象征符号。

　　市场派人士希望政府尽快以市场的做法提高投资效率，但有关方面显然对中国中小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示担忧，显然对清末铁路私有化之后极端低下的效率、泛滥成灾的资金挪用难以释怀，因此，政府选择的道路颇具中国特色，有大企业主导投资，而政府审计部门紧盯着大企业。与此同时，以资本市场的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扶持创新型民企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短期内可以收获中国速度，但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与低效。

　　在民生欠帐上同样如此。

　　在中国资本化如火如荼的时期，加之中国以外汇储备发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导致中国狭义与广义货币发行量世界第一，一旦企业出现问题通胀就会浮出水面，而通胀引发关注必然伴随着民生欠帐与财富分配不公的抱怨。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亲民政府弥补了不少民生欠帐，中国的农业税被永久取消，农村的大病保险等逐渐建立，未来民生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因为政府需要通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问题随之而来。

　　以往欠帐过多，导致在弥补的过程中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收税用于民生，引发了实体企业的更多抱怨。中国需要的是税费体制的大改革，降低实体企业的税收，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在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者们，通过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他们甚至能够左右部分民意。这在房产税方面看得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不公平撕裂了各个阶层。公务员的养老金数倍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愿意用企业看齐，要求享受与公务员同等待遇，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改革因此停滞不前。虽然政府致力于建立养老体系，但对于待遇不公的软弱无力，激发了大多数企业职工的愤怒，通胀压力上升因此成为导火索。

　　中国经济之所以一直在紧缩与通胀之间徘徊，根源是经济结构不合理。

　　目前，中国经济传递出的信号是互相矛盾的。就在两会召开的过程中发布的基本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有下降趋势，房地产成交量下降过半，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前面的信号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与房地产萎缩，可能导致未来的紧缩，而最后的信号显示在成本推动下，中国经济长期将面临通胀压力。

　　199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以房地产拉动内需收到奇效，作用明显，但后遗症同样明显：意义重大、迫在眉睫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权利分割改革被延后，并且一延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直到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成为既成事实，直到房地产泡沫俨然尾大不掉，房地产调控才提上议事日程。此后房地产历经五六次调控，均在利益格局与外部冲击下无疾而终。导致房地产泡沫与通胀压力日益严重。此轮改革如果重蹈覆辙，将使中国失去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机会。

　　政府致力于十二五期间建立民生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体制的不公平，同时必须将包括国企效率在内的准确数据公诸于众，以便形成合力，推进十二五期间的关键改革。

　　注：此文发表，有人反对，说通胀并非不公造成。

　　通胀是货币、企业效率无法跟上成本造成，但通胀激起的愤怒与恐慌由贫富不公造成。

　　贫富差距小、税收公平、货币纪律严格的经济体，如德国，二战后通胀几乎没有发生，更不要提通胀恐慌。

　　同样是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中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奖励了华尔街和囤地者，这么下去，不通胀才怪。美国有美元发钞权，通胀转嫁全球，隐蔽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