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您曾说过，中国人全球工资最低。但当有人建议给大家发工资时，便有专家说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现在超量的货币有否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增加上？

　　郎咸平：那些专家是照搬教科书上的理论：每年经济产出就这么多，比方说就100斤大米，而工资如果是100块，那么米价就在一块钱一斤，这样，工资如果涨到了200块，大米还是那么多，所以物价是两块钱一斤。这个理论放在欧美基本上是对的，因为那些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这样你涨工资等于没涨，因为东西还是那么多，越涨工资，钱越不值钱，这样会有通货膨胀。

　　这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国民经济的大部分产出都被工资消费掉了。但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资翻一番，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也不及政府举债投资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贷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们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各行各业都是严重的供过于求，而且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按照这些专家的理论，怎么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呢？可是现实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滞胀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有某个经济学家和我辩论，可是，现在连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人物》：您特别主张藏富于民，您认为主要应该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藏富于民？

　　郎咸平：我最近提出一个“马车理论”。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是国民经济的两匹马，政府拿着税收这条鞭子在驾车。现在情况是，国企不去拉车反而在车上增加负担。政府不去养马，反而用越来越重的鞭子加重负担。2009年，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占了GDP的35%。企业各种税负有20多种，占税前利润的70%，全世界最重。以个人养老金为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企业要再交20%到社会统筹账户，这么高的缴款比例却并不是因为真的给老百姓养老了，而是因为养老金既有历史漏洞，又有统筹和管理成本过高、投资收益过低这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税收本来是再分配的过程，可是我们的税收却是收上来就完了，不是真正给老百姓花钱，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给老百姓。藏富于民就是要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让国企不再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人物》：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便会突出。您曾说穷苦人群开始绝望了。您认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是否会形成政治风险？应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郎咸平：我看到社会上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绝望。

　　我最担心的不是什么政治风险，而是老百姓过得幸不幸福。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一题是您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达到38%。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顺应民意就不会有政治风险。比方说2006年的结果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医疗。随后我国进行了医疗改革，现在连普通农民都能报销60%的医药费。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老百姓对这方面的满意度至少提高了一点。

　　《人物》：金融危机使西方人极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费行为，而在中国似乎影响不大，2008-2009年的餐饮娱乐业并不萧条，这是为什么？还能说中国人工资低吗？

　　郎咸平：美国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费，而是因为过去滥用消费信贷、过度透支，现在失业率还居高不下，当然消费不振。金融危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本来一个人买不起房子，但是银行借给你钱让你买。因为房价一直在上升，过了两年之后，房价升值这部分银行还给你办理再贷款，升值这部分就变成消费贷款给你继续挥霍。

　　中国情况与此完全不同，中国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会，穷人富人同时增多，中产缺失。餐饮娱乐行业不萧条很正常，因为有钱人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娱乐并不见得有多么繁荣。以电影院为例。我国每10万人拥有的银幕数是0.41块，美国是12.7块，差距达30倍。 M型社会下层工资低是客观事实，餐饮娱乐萧条不萧条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你判断中国餐饮娱乐行业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看看小饭店几点打烊就知道了，那里住着的才是大多数的中国人。

　　《人物》：由于文化传统和投资渠道有限的影响，中国的个人储蓄不断增加，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拓宽投资渠道吗？在中国大陆能否出现切实保证个人投资利益的投资渠道？投资现在的股市会有很大风险吗？

　　郎咸平：我很同情我们老百姓，在中国我也不知道建议他们干什么。投资黄金，现在涨得离谱；炒外汇风险很大；投资股票，到处是内幕交易；办企业，税负超过税前利润的70%。投资房地产，现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现在想想美国老百姓活得真简单，买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养老金账户就行了，政府负责他保值，替你看管钱。我们到头来是政府提供不了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个人储蓄增加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个人储蓄的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企业和政府。从1992到2007，家庭储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长率为0。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从11%增加到23%。政府储蓄从GDP4%到8%。增加的储蓄是企业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还有专家抱怨我们存款过多，说要鼓励消费。这完全不理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为社保、医改、教改和房改都没能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老百姓越穷越不敢花钱，这个已经被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数据证实了。所以，我请这些专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点储蓄的主意了！储蓄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此无从谈起怎么解决，问题在于怎么藏富于民。

　　《人物》：谢国忠说未来十年会进入通胀时代，您是怎么认为的？如果真的进入十年通胀，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郎咸平：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通胀这么简单，是滞涨。我早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才大声疾呼反对四万亿。滞涨是说，经济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要治理通胀就要收紧流动性，加息、提高准备金率，控制贷款等，无疑这会更加打击经济。如果要提振经济，就要放宽流动性，通胀压力又会增大。

　　《人物》：您对目前的“公务员热”怎么看？大学毕业就做“蚁族”是因为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还是报酬太低？

　　郎咸平：根本原因是社会上年轻人没有机会。公务员热是因为他提供了一条稳定的就业渠道。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样的原因，选秀为年轻人提供了成名的机会。

　　《人物》：央行年内6次增加存款准备金利率，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吗？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吗？

　　郎咸平：这是最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提高准备金率是为了收回资本金，但是同时我们却大放信贷：2010年前11个月新增贷款7.45万亿，2007和2008年的总和才8.4万亿。另一方面是地方债，最保守估计7.6万亿。这么多钱放出来，收点几千亿的流动性能起到遏制通胀的作用吗？

　　《人物》：有种共识，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如此增长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仅仅是为了追求GDP、地方税收增长、官场业绩？还是由于腐败？或者说其中哪种原因更为重要？

　　郎咸平：你知不知道买房的人对社会有多大贡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1.6万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按照陕西神木县全民医保的标准40万人，每年报销1.5到1.8亿元，以1.8计算每年只需5850亿就能实现全民医保。按照规定把土地出让金的10%用来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标准建造，可以建1亿平米。2009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不过5.77亿平米。这样还剩下八千亿元，你可以让全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都免费。 换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让金足够让老百姓享受免费医疗、廉租房、十二年免费中小学教育和大学免费。

　　问题在于，我们把房地产收上来的钱干什么用了，没有人知道。这不是房地产的错，也不是买房人的错，是我们的财政体系不问责，不透明，不公平。现在又要开征房产税，似乎就是把房价问题都归咎于买房的这些人，但是你仔细想想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人物》：重庆对高档住宅开征房产税，您对这一举措有何看法？

　　郎咸平：2009年征收了1.6万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产税，没有道理啊。我们一直没搞懂，房产税的本质是让房子增值，而不是用来遏制房价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模式并不只是对高档住宅开征房产税这么简单！这背后需要一系列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工程，而只有房产税，那么就是错误的。这个系统工程首先大规模建保障房，低价出租保证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设计得很巧妙，这些房子将来要卖也只能卖给政府，这样“宽进严出”才能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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