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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尤努斯的中国效仿者。

　　贷帮。

　中国目前真正针对农户的、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组织只有100多家，其中，没有政府背景和国际援助的可能只有数家。贷帮是其中之一。他们自认为正在解决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农村融资困难。他们正在做国有银行不屑做或者做不到的事。他们相信公益可以通过商业经营实现。他们给农民带去信用认知、创业帮助。

　　他们身份不明，孤立无援，随时可能夭折。

　　一笔小额信贷的诞生过程

　　“你说金老板靠谱儿不？”李蝉跺着脚问我。她的鞋里进了水。我认为问题不大。如果他想骗贷，不会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贷帮在当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户经理，忠诚度就像她的姓一样。

　　“5000块太少了，”金老板从裤兜里摸出一小袋槟榔，往嘴里挤入一枚。“我想贷1万。”

　　“不行啊金老板，”李蝉婉拒了金递过来的槟榔。“我们公司的规定，客户第一次贷款只能贷5000元，如果你的信用好，下次可以增加额度。高经理应该跟你说过了吧？”

　　高经理已经脱了鞋，与金老板的妻子坐到了一起。她们坐在一个叫作“火箱”的床形装置上，腿上盖着被子，嘴里嚼着槟榔。“火箱”下面有电热设备。这是3月下旬的湖南省沅江市，金老板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正在下雨的户外一样冷，大概只有5℃。

　　像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在湖南，“老板”基本上成为对成年男性的尊称，无论他们是否做生意。金老板是洞庭湖区万子湖乡的一个渔民，以贩运鱼虾为生。据他说，好的年份，收入一、二十万元没问题，当然，花销也很大。2007年，他的船沉了，改行儿开了麻将馆。不久前，麻将馆遭遇拆迁，他把它搬到了家里。他的一个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

　　金想重操旧业。他定制了一条价值6万元的钢板船，还需要1万元到长沙购买发动机。高经理的姐夫与金同村，向他介绍了高经理为之服务的“贷帮”。

　　“5000不好，”金老板又把一枚槟榔放进嘴里，“不需要。我有八九万借给了亲戚，不好要，面子过不去。我开赌场，一天赚5000也不止。”如同大多数湖南男人，金说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这些东西，”他用手在空中一划，“随便一样也不止5000块。我们不可能骗你们。”在他所划的范围内，有一台柜式空调，一大一小两个电饭锅。

　　“我们是信用贷款，”李蝉说，“不要抵押物。”她给金出主意，可以再找一个人，比如他的哥哥，来替他贷5000元，“垒大户”。

　　金老板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吐掉槟榔渣，换了一枚新的，随手把包装袋扔进了垃圾桶。李蝉开始向他作“贷前培训”：什么是“三人联保”，什么是信用。

　　“如果你不及时还款，给你担保的两个人不仅要替你还，他们的信用也会受到影响。”

　　“知道知道，没问题。”

　　“那你找人吧，两笔贷款，需要四个和你同村的女性担保人。”

　　金老板的反应说明他刚才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课。“我们村离这里五六十里路，现在哪里去找这么多人？还都要拍照，人家也不愿意。”

“太麻烦了，”金老板说，又把手伸进了裤兜，当然，这一回他没有找到槟榔。“就贷5000算了。”

　　紧接着，他对李蝉强调的联保人必须是女性这一规定又表现出惊诧。李蝉解释说，他是他所在的村子里第一个向贷帮贷款的人，因而不可能在村里找到其他有良好信用的贷帮客户担保，这种情况下，贷帮认为，女性比较可靠。

　　金老板一边大摇其头，一边开始打电话找人。李蝉指导着高经理在麻将桌上填写客户调查资料表。高经理接连两次抄错了身份证号码，表情烦躁。像贷帮在当地招聘的许多农民客户经理一样，高经理文化不高。“她曾经填表填哭过。”后来李蝉对我说。

　　在等待担保人的时间里，李蝉为金老板和他的妻子照了合影，并对他们提供的证件拍了照。金老板对需要在合同上按手印又表示了小小的惊奇。“太麻烦，”他说，“我在赌场一输就是1万。”

　　金老板的话引起了李蝉的警觉。“这个，”她指着麻将桌，“在这儿？”

　　“赌场，”金老板说，“这个是麻将馆。”很快，他把我们带进了一部黑帮电影。往年在不打鱼的季节，金老板就与几个朋友合伙开赌场，一个月可以收入数万元。当然有“黑社会”，有“看场子”，有“保护费”，有“警匪一家”。金老板自称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赌，结果开赌场赚的钱只是过眼云烟。“我不会用家里的钱去赌，”金老板说，“我老婆也不可能让我贷款去赌啊。”

　　金老板不参与“黑社会”的活动，但有时会请他们帮忙。2011年春节，他把村里的一个干部约到茶楼里，为自己曾经的沉船索要补偿。看着金身旁的两个人，村干部给了他5000元。“我知道他贪污。”金老板说。

　　第一位担保人来到了，距离我们见到金老板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她坐进“火箱”里，听李蝉的培训。“如果金老板不讲信用，会影响你的信用。”

　　“可以，可以。”她与金同村，以船运芦苇为业。

　　在完成了本人及证件拍照后，担保人利索地在合同上按了手印。看得出来，这才是她一进门就想做的事。

　　将近中午，另一个担保人找到了，约好在街头见面。是金老板的妹妹。

　　雨还在下，我们的雨伞数次被风顶得翻转过来。我建议去看一下金老板的船。

　　洞庭湖边，金老板的船正在焊接中。一张平铺的7米多长的钢板上，已经焊好了几个隔断。

　　“这里装鱼，”坚持不打伞的金老板指着那些隔断说，“这里放小龙虾。”

　　李蝉所在的公司叫“贷帮”，是一个专门向中低收入农户提供3万元以下贷款的乡村信贷组织。这样的组织目前中国有100多家，其中像贷帮一样没有政府背景的不过数家，茅于轼创办的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规模最大，目前贷款余额4000多万元(近3000笔)。为了与数千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相区别，杜晓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把上述组织称为“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而本来只有它们才叫“小额信贷”(microcredit).

　　李蝉大学毕业进入贷帮不到1年，公司的年龄比她的工龄也不过大两岁。她是海南人，在大学里学的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成为贷帮员工之前，她参加过一些NGO的活动，自称要找“最辛苦的工作”。从目前来看，她的愿望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在等从沅江市区到莲子塘村的公共汽车。贷帮在湖南唯一的办事处设在莲子塘。细雨时有时无，寒气逼人。“你说金老板靠谱儿不？”李蝉跺着脚问我。她的鞋里进了水。

　　我认为问题不大。如果他想骗贷，不会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贷帮在当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户经理，忠诚度就像她的姓一样。

　　我认为天气太冷，应该打一辆出租车。我们已经站了将近40分钟，到莲子塘不过10几公里。李蝉有些为难，她不想因为拒绝我的好意让我难堪。“要不再等等吧，”她说，“享受惯了就吃不了苦了。”

　　那天的4路汽车不可能来了。当我们跟着另一位也要去莲子塘的小伙子坐上开往长途汽车站的公共汽车后，售票员说，4路车罢工了。

　　小伙子是当地人，在华宇物流某地分公司担任部门主管，回来休假。他热情地给我们买了票(每张1元)。他对华宇物流被荷兰TNT收购之后的表现很不满意：与外国高管的薪酬相比，他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

　　在开往益阳(路经莲子塘)的长途车上，我们热情地给他买了票(每张4元)。我们回到了贷帮莲子塘办事处，要分手了。“我表哥在这一块名气很响，”华宇员工说，“如果你们遇到麻烦，可以去找他。”

　　啊哈，金老板。

　　办事处在莲子塘村商业区的边上。商业区主要包括一家农村信用社，一个小菜市场，一间理发店，一家小旅馆，几家饭店，两个小的日用品和食品超市，一个建材商店。

　　贷帮租的是一栋简易居民楼的底店，两层，大约50多平方米。一层前半部办公，后半部为厨房和卫生间。二层是宿舍。

　　李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办事处三个人里只有他是湖南人，农业大学毕业，今年2月加入贷帮。另一位叫有为，是莲子塘办事处的创建者，广东人。他们互相称呼用的是在贷帮网上论坛的昵称，按照这一习惯，下面我将称李蝉为“馒头”。

　　作为办事处主任，馒头主持了当晚的小组会。有为有些不太配合，有时候可以感到他在故意找茬儿。他可能对不久前馒头取代他的主任位置还有些生气。三个人讨论了明天的客户经理培训和近期的宣传计划。他们对将要制作的宣传横幅上究竟是写“深圳贷帮”(贷帮公司的注册地)还是“贷帮”莫衷一是。他们就横幅大小、字体颜色等展开讨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有些议题很无谓，但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式会议不同的是，三个离开学校未久的年轻人的热情。